丁汝芹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清仁宗颙琰因病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皇次子旻宁即位，成为清王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年近不惑的清宣宗道光帝思想业已成熟，对于政局面临的危机十分清楚。他登基不久即撤消了内廷建立百余年的管理演戏事宜衙署景山，裁退了全部召入内廷演戏的民间伶人，改南府为昇平署。尽管各类戏曲史论书籍观点不一，但都对清廷突然改变演剧定制一事有所评论。
一
道光元年（1821）正月十七日，包衣昂邦（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和派遣骁骑校汪文焕向南府和景山传旨：“将南府、景山外边旗籍、民籍学生有年老之人并学艺不成，不能当差者，著革退。其民籍学生著交苏州织造便船带回，旗籍学生著交本旗当差。钦此。”(1)
时任南府总管的太监禄喜9岁时在乾隆八旬万寿庆典之前进宫，自幼看到的内廷演剧是极盛时期挥金如土的大场面。他接旨后随即上奏：“今现在南府、景山外边学生(2)等虽有三百余名，较比嘉庆四年之数不及其半。若承应大戏等差，实不敷用”。历经嘉庆朝年，内廷伶人已减少了一半，演出一些大戏已是人手不足，如今皇上刚刚登基就要裁退外学伶人，禄喜显然意欲阻拦。
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病故，以该年作为基准计算伶人人数，实际是与乾隆年间的排场进行比较。但禄喜毕竟不敢违背圣旨，于是又道“今奉旨意，奴才等不敢违抗，拟得革退之人”。首次革退了16名旗籍学生和23名民籍学生。
几天后，包衣昂邦英和面奉谕旨再裁旗籍学生60名，交内务府“另挑差使”。近百名外学的民籍、旗籍学生在正月里即被断然革退。
六月初三日英和奉旨撤消景山：“著郎中长庆、广亮到南府厅上传旨与总管禄喜等，……其景山大小班着归并在南府，永远不许提景山之名。再大戏有一百二十余人之戏，可矣（以）减去一百名，上二十名皆可。”
景山和南府的学艺处都建立于康熙中叶，自诩“咸遵旧制”的道光帝并没有因为遵循内廷定例而有任何回旋余地。120
多人演出的大戏改用20人，一般是无法上演了，有些即便能够勉强开戏，演戏质量也必然大大下降，其场面、声势会有天壤之别，给予将看戏列入朝廷仪典和作为最为重要娱乐的清廷带来根本性影响，但道光帝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犹豫。
然而这不过仅仅是初步的变革。道光七年二月初六日，恩赏日记档记录了清宫演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更：“奉旨，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退出”。同一天包衣昂邦禧恩、穆彰阿还传下旨意：“南府著改为昇平署，不准有大差处名目。”从此内廷只有被称为内学的太监伶人唱戏，他们的技艺远逊于南方挑进的民籍伶人。
二月初十日，南府总管禄喜面奉谕旨：“……今改总名昇平署者，如同膳房之类，不过是个小衙署就是了。原先总名南府，唱戏之处不必称府。”
此后，道光年间昇昇平署太监伶人一直保持在百名左右。据保存完整的道光九年“昇平署人等花名档”统计，连同总管、首领在内，上场人69名，后台人34名，总共103名，不及乾隆年间的十分之一，大致也就相当于现代一个艺术表演团体的编制。道光元年裁员前景山、南府内外学伶人（包括唱戏、奏乐、管理钱粮和档案人等）尚有560余名，改昇平署后人数不足当时的20％。以清宫每年正月初一日在乾清宫演出宴戏《膺受多福》为例，道光帝即位之初，沿袭旧制，用100
名福判（有时也写为钟馗）。改昇平署后，道光八年就减少到60名。到了道光二十九年，又减到40名。
二
对于对道光朝裁退外学，以往各种论著说法纷纭：有的说是道光帝对戏曲没有兴趣；有的说因为顾虑再次发生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徒攻入紫禁城一类的事件；《清昇平署志略》作者王芷章先生称：“一般传闻云，宣宗为皇子日，有外省贡来貂褂三袭，宣宗欲之，而仁宗方以上好者两袭赐其宠幸之民籍学生，次者一袭归宣宗，宣宗慊之，故甫行即位，便立颁明诏，裁减外学。”
据历史文献分析，这些说法都难以成立。现存清内廷戏剧档案中道光朝的保存最为完整，这段时期清宫演戏次数并不少于其它各朝年。道光帝经常在晚膳后传昇平署到寝宫“帽儿排”或“花唱”（都是只需简单化妆的演出），驻跸圆明园就在慎德堂，回到紫禁城就在养心殿，午后闲暇时以听太监唱几出小戏作为消遣，有时还发表些简单的意见，例如“上改《万寿祥开》总本内告竣之竣应读圈点之圈之音，峻字无仄声”、“吕远亭教徒弟张长保、陆顺喜狠好，惟嗓子过尖，听不出字音来，以后教徒弟字唱念真着些。钦此。”太监伶人扮演角色经常也要由他亲自派定：“禄喜奉旨，《鼎峙春秋》伺候毕，伺候《升平宝筏》。悟空着杨进升学，张明德教。元奘白兴泰学，安福教。悟能张春和、杨玉升二人学，谁好谁上。悟净蓝廷喜仍上”等等。皇帝也是性情中人，正当的休闲活动自然必不可少，即便在鸦片战争期间内廷演戏也在照常进行。
再者，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首林清的部下九十余名教徒攻进紫禁城，是由个别信奉天理教的太监作为内应，与出入宫禁的民间艺人并无干系。嘉庆末年内廷演戏也在照旧进行，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化，有人认为由此清宫演剧转入低潮是不符合事实的，更不会影响到数年后道光帝看戏的情绪。
至于说到“三件貂皮褂”的故事没有史料去辨别其真伪，但身为皇子为两件皮褂与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优伶”去计较似乎大可不必，何至于登上皇位之后仍心怀恼恨，并为此裁退其他所有的外学艺人。在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想杀个伶人也无须大的名目，何必为此殃及其他伶人，影响自己看戏呢。
还有人揣测因民籍伶人和京城官吏私下往来，引起了道光帝的不满。的确，在撤消南府的旨意中，道光帝曾对总管禄喜说“……原南府自开禁以来，差事狠（很）齐整，外边人艺业比太监本强，究属太监，当差事毕，无别事故。外边人别项事故，朕已难传究竟，往后无益事出难办，莫若全数退出。”看来道光帝确实对外边伶人心存疑虑，似有难言之隐，有着内廷档案上也没有记录的原因。过多的伶人管理的确容易混乱，但是，如果说民籍伶人出入宫廷会带来许多的麻烦，此类问题在百余年间应当早已司空见惯，而且如果以皇权强行加以管理，也没有伶人真敢触犯天威。
因此可以说以往传言并非导致裁退民籍伶人的真正原因。
三
演戏一事被清廷纳入朝廷仪典，每逢年节、喜庆活动，必要安排内容相关的戏剧演出，以示庆祝。康乾时期还常以场面恢弘的戏曲演出来炫耀盛世的升平气象，从中的确可以折射出国家财政的实力。清内廷演戏兴于康熙中叶，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的康熙二十二年，朝廷特发帑金一千两，命伶人在后宰门演出带有活虎、活象的目连传奇(3)。据现存史料看，在康熙二十五年满文题本中陆续出现了南府、景山、授艺教习以及教宫戏处等字样，建立了管理内廷演剧事宜的衙署。
康雍时期国库储银在2400万两左右，乾隆中期，曾达到过8000万两每年收支节余在500万两以上。国库充盈，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奢靡，内廷演戏的规模也达到了顶峰。
乾隆年间不断有伶人自江南召进内廷，演戏规模十分恢弘。在热河行宫举办的乾隆七旬万寿节不是大型庆典中最为隆重的，却足以使随朝鲜使团来华的朴趾源钦羡不已，他记道：“每设一本，呈戏之人无虑数百，皆服锦绣之衣，逐本易衣，而皆汉官袍帽。”(4)
乾隆年间进士赵翼描述热河行宫演戏更为生动：“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
5)
众多的表演者、绫罗锦绣的戏装、制作精良的砌末营造出皇家豪华的演剧场面，令今人也不禁为之惊叹。
盛极必衰，乾隆末年国库已是资财殆尽了，当时川、楚、陕、甘等各地反清烽烟四起，嘉庆朝成为大清帝国由盛渐衰的转折时期，内廷演戏也再没有前朝的规模，尽管没有撤消机构，却不事声张地减少了一半伶人，但沿袭下来的旧例仍使清廷负担沉重。
档案记载，嘉庆十六年十月由南方挑进八名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他们每人得到了绸面的羊皮袍褂、灰鼠皮袍、羊皮一裹圆（斗篷）；羽缎、月白绸、纱褂裤乃至海龙皮领、水獭绒领，各式靴帽等五十余套衣物，连棉袜、手巾、扇套、红皮箱、铜面盆等一应俱全，外加每人一百两白银“制办零星添补零用”，南来伶人的待遇可谓优厚。这八名学生还登记另有每人一份式样相同的旧衣物，如白皮箱、绸缎马褂、棉袄、靴、帽以及羊绒、棉、夹三种斗篷等等，大约是北上之前由江南织造统一制作的行装。
南方伶人进宫当差后，还要逐步将家眷接到北京，道光三年二月初一日恩赏日记档就记有总管禄喜等上奏称有外学苏州小学生五名、扬州小学生十名尚未接取家眷。随后“禄喜面奉谕旨，准其接取家眷。钦此。”不仅如此，死去一个伶人，还有更多的麻烦。道光元年十一月档案记有“南府总管禄喜、如喜、陆福寿谨启，食二两五钱学生迎福于十一月初七日病故，按例应行崇文门恩赏银十两，其家口、灵柩着织造处便船带回南去，将家口、灵柩列后：
迎福家口 侄一名、侄媳一名、侄女一名、孙一名，共五名。
灵柩 叔父柩一口、兄柩一口、嫂柩一口、妻柩一口、弟柩一口、弟媳柩一口、子柩二口、子媳柩一口、侄柩一口、本人柩一口，共十三口。
为此谨奏。”道光三年食四两八品官学生马双喜病故后，恩赏银二十五两，其家眷十七名、灵柩十七具，一并要求南府带回南方。一名艺人挑选进宫，要连同整个传统旧式的大家庭一同迁移。几百名外学艺人共计会有多少繁杂之事？遣散外学也实为有识之策。
辉煌的排场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没有经济作后盾，只有万事从简。道光七年三月十五日，祥庆传旨，“皇太后正圣寿原系承应五天戏，今改承应三天戏。常年圣寿原承应三天戏，今改承应两天戏。嗣后初一日、十五日听记载再承应戏。所有承应宴戏，若能按旧宴戏承应更好，若不能按旧宴戏时刻，就换新宴戏。有宴戏之日俟同乐园、重华宫承应戏，至午初站住戏。万岁爷别处少座，容伊等扮宴戏。皇太后圣寿、万岁爷圣寿俱不必唱大戏，人亦不够开团场，要寿戏，其中间唱小戏轴子。”
此时的昇平署人员已无法演出连台本戏、宫廷大戏等许多剧目，只能缩小规模，减少皇太后和皇上自己万寿节演戏的时间，对昇平署的要求只是能唱上几出小戏就可以了。
四
撤消南府的根本原因乃是时局使然。
道光帝登基刚刚十多天，西北边陲就传来了发生动乱的消息，曾在乾隆朝年参与发动叛乱的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孙子张格尔在天山南麓滋事。为了对付张格尔的叛乱，清廷在七年时间里，动用了四万军队，耗资一千多万两银子。鸦片进入中国后一直在毒害着中国百姓，自雍正朝起，清政府禁吸鸦片，而英帝国主义为了赚取鸦片的暴利，时时在觊觎着中国市场。到了道光年间，鸦片走私剧增，由乾隆后期至嘉庆中期，英国每年输入鸦片5000箱，道光十八年达到了40200箱，毒害日趋猖獗，导致白银严重外流，当时官员曾估算为每年数千万两，当今研究也认为超逾千万两。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国事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道光帝深知大清帝国面临积重难返的局面，也曾期望通过提倡实政，整顿吏治，以重振朝纲，但均未见成效。他当政期间国力更是每况愈下，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南京条约赔款达二千一百万银元，国库愈加空匮，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大清帝国的衰落早已不可逆转了。
道光帝采取了一系列缩减开支的措施，以“崇俭黜华”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也是实属无奈。对于帝王必须远声色、尚俭朴他早有系统的论述，道光元年十一月在乾清门御政时，他颁发的《御制声色货利谕》指出“声色之为害大矣。”他不敢指责前世清帝过于靡费，只是说“世俗相因，渐生侈靡”，“要在为人上者，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然节俭之风，岂空言所能感化者，务在身践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省一分，天下阴受一分之福，于吏治民生不无小补也”。(6)希冀以此来感化臣民。
尽管皇帝这番议论有空说之嫌，但道光年间确实减少了各省进贡地方特产、不再修建皇家园林，甚至三十年间没有去过热河避暑，就是陵寝的修建也相对简朴。毕竟不同于清末咸丰帝、慈禧太后之流在民族危难深重之际还要纵欲作乐。
民间野史中，关于他的传说未见历代帝王常有的风流韵事，而多与节俭有关。如《郎潜纪闻》记述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袍因衬的缎边太宽，命太监拿去添皮子，内务府要银一千两，他也就将就穿了，大臣们以为是时兴式样，京城一时间都兴穿宽缎边皮袍。还有的则说他在裤腿上还打了补丁，以致成为时尚。作为一代君主，也算难能可贵。道光帝摒弃了一切显示皇家体面的大规模戏剧表演场面，将当时认为代表全国演戏最高水准的南方伶人遣返原籍，仅留下太监伶人在内廷唱戏，也是其力崇节俭的一个重要侧面。
五
撤消了昇平署，究竟减少了多少开支，以往未见确实的统计。据咸丰八年恩赏日记档载，昇平署总管安福“因办公银两不敷应用”，请求讨领银两时称“道光七年以前，崇文门每年交广储司银库昇昇平署专款九千两，即作为发放该署钱粮及办公之用，因道光七年将南府应差人数裁减，用项较少，每年崇文门仅交备发昇平署钱粮二千两。”
每年实际减少昇平署发放钱粮及办公费用七千两，这当是改南府为昇平署节省钱粮数目的准确计算。当然，这仅仅是每月的俸银钱粮，尚不包括每次演戏后的赏银，内廷伶人每月得到的赏银、南方伶人的额外花销累计数目实际还要高于俸银。至于其它方面开支俱是尽量从简。道光七年，有谕旨称“嗣后昇昇平署应用乐器、弦索，不交苏州制办，由造办处照制。”苏州一带制造乐器历史悠久，内廷造办处仿制自然不可能有苏州的水平。自道光初年开始，江南织造当是少去了许多烦琐的差事。
道光二十年总管禄喜因“现时内学鼓板之人短少”，难以维持演出而上奏要添人，此时正值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颇犹豫，传旨说“召见包衣昂邦之时再传”。两天后终于同意启用两人兼职司鼓：乐部和声署贡用官林虎儿“给昇平署钱粮当差，随戏打鼓教人，有差之日进内承差，无差之日教人。俟乐部有差之日仍然当乐部差事。……其钱粮处管箱人明通仍著随戏打鼓教人，有差之日进内承差，无差之日教人。”讨来这两名兼职的司鼓也颇费周折。翁同龢曾称赞“宣庙俭德”，“凡遇筵宴观剧，一二出即止，伶人衣服，破如蛱蝶。”(7)
时局的沉重压力客观上造就了道光帝的“黜华从俭”，但他的后代并没有继承他的相对简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及光绪二十八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前后，咸丰帝与慈禧太后都是照旧恣意看戏作乐，动辄一掷千金，全然不顾外国帝国主义入侵，国家危在旦夕，天下生灵正遭涂炭，撤消南府所节省的银两不够慈禧几场戏的花销。
然而一个泱泱大国的统治者仅仅“崇尚节俭”远远是不够的，小善之举并非根本之策，无济于大局。墨守成规的道光帝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施行实政没有成果，原先盛世光环掩饰下的各种社会冲突逐渐激化，他却仍坚持了清前期闭关自守的政策，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致使鸦片战争惨败，中国由此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注释：
(1)
本文引用的清宫档案均摘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国家图书馆善
本室所藏文献。
(2)
外边学生指由南方挑进的伶人（民籍）和内府三旗习艺子弟（旗
籍）。清廷伶人有教习与学生的称谓，其间没有严格的区别，此
处称学生包括教习与尚在学艺的伶人。
(3)
见董含《莼乡杂记》
(4)
引自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十八
(5)
引自赵翼《檐曝杂记》
(6)
引自《清宣宗实录》
(7)
见《翁同龢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