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龙
1937年芦沟桥日寇的炮声是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在中国人民心头划下的又一道血淋淋的伤痕。民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人民的心态从儒雅的君子风度回复到崇高的英雄世界，素称礼仪之邦的儒学中心——齐鲁大地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显示了自己伟大坚强的品格。
八年浴血奋战，八年涅磐之舞，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在特殊背景、特殊地理、特殊心态中同样也塑造了一个特殊的自我，确立了自己在民族抗战文艺史上的特殊地位。
思想——一切服务于民族救亡这个大政治
当政治强迫文艺违背自身规律成为它的容器的时候，你尽可以咒骂政治强奸的粗暴。但当民族、国家外侮当头，同胞们的鲜血被侵略者当成饮料吸用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把艺术为利剑，刺向仇敌；化为感情的巨浪，唤起民众做最神圣的斗争。这里每一个稍有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会做的，如果这时候还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挖空心机地去寻找什么纯艺术、什么心灵飘渺的瞬间捕捉、什么无外界干扰的自我，这样的所谓艺术家岂不是人之败类！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一个最重要的形态特征就是自始至终都紧密地与抗日战争的每一个环节相连，一切从属于抗战这个大政治。它的每一次演出、每一个剧目、每一步前进都与抗战的政治背景、抗战的政治需要、抗战的政治发展同步。一种誓死保家卫国不做亡国奴的浩然正气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这股政治冲击波，冲击着齐鲁大地每一个善良勤劳的人民和各个阶层各种思想意识的人，使他们热血沸腾，使他们视死如归，在与日寇的浴血奋战中谱写了无数英雄之歌，充分发挥了艺术的独特的宣传功能，显示了艺术载体溶入政治灵魂后巨大的作用力。“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⑴
活跃于胶东烟台、威海一带的“河山话剧社”和“河山荣成分社”是较早的一支话剧队伍。抗战伊始，他们在文登、牟平、荣成等不少地方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他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之战》、《打鬼子去》、《张家店》、《我们的故乡》等剧目在发动民众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曾创造了一天演出十三场的奇迹。话剧这种简便、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文艺样式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功能得到了充分显示。很快，这种本来十分生疏的外来艺术形式在整个山东地区普及开来：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了三个宣传队，以话剧形式演出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剧目；其它机关、学校及不少县组织的诸如“国防剧团”、“胶东剧团”、“孩子剧团”、“青年剧团”、“前线剧团”、“抗战剧团”、“蓬莱剧团”、“民众剧团”等等诸多剧团，大部分都采用了话剧这种演出艺术形式。一时，抗日救亡之声响遍齐鲁大地，震天浩歌与金戈之鸣组成了一部声容壮美的协奏曲。1939年3月，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随军东进入鲁；1936年11月6日，抗大文工团随抗大一分校进入山东。这些亦文亦武、刀笔并用的抗日战士组成的文艺团体的到来使山东解放区的话剧活动更上一层楼，也使话剧的创作、演出活动的特点更为明显：一切活动都强调政治性、革命性、战斗性，一切活动的标准都以党的政治宣传政策来衡量，一切活动都要不折不扣地服务于抗日救亡这个大政治。正象杨希文在《急待开展的山东新文化活动》中所要求的：“文化服从政治。文化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政治的工具，尤其是当经济基础动摇、政治将要变质的时候，文化运动作为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的先导，它是服从政治领导，完成政治任务的。”⑵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要“使戏剧工作成为群众工作、农村工作”，并提出了“戏剧工作的最低限度之要求：各级群众团体，各级动员机关，各级政府机关，均设宣传部门，或至少设宣传工作人员，并谋纵横之联系；每县至少成立一个相当规模之宣传队；每居民两万人中，至少成立农民剧团一个。”⑶正是由于政治效应，戏剧才得以繁荣；正是由于抗日救亡的政治要求，戏剧创作才会出现一大批激荡人心的好作品。名扬一时的三幕五场话剧《过关》（山东省实验话剧集体创作，贾霁、李夏执笔），通过动员参军这个主线，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剧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山东解放区迅速发展壮大，战局进入战略相持的时期，战略反攻已往孕育的时代背景，敏锐地提炼出了“人民子弟兵队伍急需壮大，你怎么办？”的政治主题，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推动解放区青年参加八路军的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话剧《一家人》（留波创作）歌颂了人民军队与人民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揭示了人民军队和劳苦百姓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骨肉之情。话剧《父母兄弟》（那沙创作）创作于1944年6月，正值敌我双方激烈地进行拉锯战之时，剧作家以根据地边缘区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为故事中心，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革命感情，告诉人们：当汉奸可耻，人民的队伍才是最可尊可敬的。历史的洪流使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父母兄弟》则及时地给需要做出明智选择的人们指出了善恶是非。三幕话剧《群策群力》（虞棘创作）真实而艺术地描写了解放区减租减息这一重要运动，对提高群众觉悟起到了政治演讲所起不到的作用。还有《万仙会》（丁铸铁创作）、《一笔血债》（牟平、周旋创作）、《“圣战”的恩惠》（那沙创作）、《喜酒》（白华创作）、《指挥》（马少波创作）等等大量的优秀话剧剧目。虽然这些作品有时候在艺术上尚嫌幼稚粗糙，但它们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这里没有无病呻吟的哀叹，没有风花雪月的做作，没有百无聊赖的渲泄，没有莫名其妙的伤感，有的是热血，有的是呐喊，有的是正气，有的是英雄可杀不可侮、民族可灭不可欺的怒吼！
艺术——符号的民族化与民族化的符号
话剧，作为一种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艺术形态，为什么在山东解放区这块土地上得以如此迅速地普及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除了政治效应外，与话剧工作者对于话剧民族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山东解放区的话剧活动，既不同于国统区，也不同于延安抗日根据地，虽然三者的本质特征基本是一致的。国统区是话剧基础最丰厚的地方，特别是上海一带，话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涤与促进，艺术上已经基本趋于成熟，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话剧剧作家和艺术家。敌寇的入侵，激发了话剧工作者的感情和冲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勇敢的站了出来，把自己心里的血与被惨杀的同胞的血溶在一起，自觉的投入到保家卫国、抵抗外敌的大政治中来，“我们——中国剧作者协会——愿意和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相联合，更迫切地希冀着任何戏剧形式的从业人员来与我们合作。在全面动员的口号下，加紧我们民族复兴的信号，暴露敌人侵略的阴谋，更号召落后的同胞觉醒。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愿以鲜血向敌人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⑷他们利用艺术成熟、舞台完整的优势，创作出了如《放下你的鞭子》、《保卫芦沟桥》、《夜上海》、《法西斯细菌》、《离离草》等一大批震撼人们心灵的著名的抗战作品。国统区的话剧作品，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艺术上，成就都是很大的。延安抗日根据地的话剧活动则是在抗日救国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除了具有政治上组织上的绝对优势外，还有从苏区带过去的话剧艺术。著名话剧领导人、艺术家沙可夫、李伯钊等从苏联留学回国，不光带回了苏联的进步话剧，也带回了世界戏剧活动的新思潮。同时，延安根据地还有一大批从沦陷区逃亡而来的话剧艺术家，如当时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作家周扬、兰苹、王震之、崔嵬等。还有大批文化层次较高的流亡知识分子、进步学生，共同构成了话剧活动的中坚支住。即使是和华北根据地相比，山东解放区的话剧队伍建设也存在不少劣势。如华北根据地距离中央较近，来往一直比较方便、频繁。延安的文艺领导干部和艺术骨干不断被充实到华北根据地，晋东南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校、晋察冀联大文艺学院等训练的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也都绝大部分分散到华北各地，增强了华北根据地的话剧力量。而山东解放区的话剧既没有国统区那样的基础，也没有延安那样的优势，比华北根据地也缺少了一种“近水楼台”的方便。这里的话剧工作者，从作者到演员，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文艺积极分子，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党的号召下加入革命队伍中来的知识分子，但主体构成成分还是农民和正在用鲜血谱写英雄诗篇的战士——刚穿上军装不久的农民。他们按照自己的艺术思维趋向、按照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塑造自己的话剧形态，他们走的是一条写实的、真实的、朴实的、现实的路，一条与观众沟通心灵靠心理情感共鸣产生效应的道路。
1940年9月，抗大一分校艺术工作团、战士剧社、鲁迅宣传大队等三个水平较高、实力较雄厚的艺术团体在蒙山前一个农村举行了四天的联合会演，演出了《第五纵队》等一批好剧目，对敌后抗日剧团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了这次会演活动，并在这次盛会中对戏剧创作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话剧要政治化，反对低级趣味和庸俗化；二是要现实化，反对形式空想及做现实的尾巴；三是要群众化，反对脱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⑸其中心思想讲的是戏剧的思想导向和艺术导向问题。“反对脱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的核心是话剧艺术形式的民族化问题。山东解放区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独立环境，但它的政治方向一直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的。艺术也是如此。所以山东解放区的话剧艺术的发展一直是遵循着伟人毛泽东所制定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⑹这条马列主义艺术路线朝前走的。
山东解放区话剧工作者主体构成的素质决定了他们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在山东解放区，不光是千千万万处于山区一隅，平原一角的农民观众们从不知话剧为何物，就连那些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话剧艺术创作之中的演员们也大部分人不知道话剧艺术是什么。他们不懂得西方话剧的发音技巧，用的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土腔土语；他们不会应用话剧严谨的舞台调度和各种流派的表演方式，舞台上的一切都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感情色彩，靠着土味、乡味的淳朴和激情完成创作过程。那沙先生（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在山东解放区活动多年）曾这样表述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表演方面和艺术的创造看来是简单的，演员接受了角色后，集体听读剧本，分析剧本，接着是各人抄自己的台词，第三步读词对词，第四就排演了。每一步时间很短促，没有角色自传，没有充分的案头工作，更不能作小品，熟悉了台词和舞台调度与节奏，戏就该上演了。演员常常行军读词，休息对词，要求精刻细雕是困难的。七、八年来一直在露天演出，就是演野台子戏。在战争环境中，他们没有可能进行系统的训练和细致的创造，艺术上的提高基本上是靠不断的实践，不断的锻炼和演出。但是，生活在激烈的斗争中，积极参加各种实际工作和斗争，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庆乐，这就是使艺术上获得可贵的营养和生活的源泉。七、八年来，这支年轻的队伍也还创作和演出过一切较好的剧目，培养出一些具有一定艺术经验的剧作者、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⑺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艺术行为方式所培养出来的艺术工作者以及由他们带来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戏剧创作的活跃，是山东解放区文艺运动的鲜明特色之一，而话剧剧目的繁荣是构成这一特色的主体工程。抗战八年，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剧作家们、表演艺术家们究竟创作上演多少剧目，这实在是个不可统计的数字。这些剧目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点，即来自解放区的斗争生活，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真实的反映了山东解放区的每一步前进和前进中艰辛，真实的记录了伟大的山东人民在抵抗外海保家卫国战争中献出的每一滴血汗和血泪组成的每一次觉醒。一直在胶东文协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的剧作家马少波先生说：“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些专业和业余的作品，由于来自人民大众，来自革命斗争实际，和广大人民的脉搏一致，呼吸相通，因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我们既提倡、培植比较细致的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也大力鼓励及时反映观实斗争而急就章的作品，正如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七年所赞成的，在紧张的斗争中‘素材就是杰作’那样的作品，这和粗制滥造不是一回事，应从实际出发，充分肯定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⑻这些作品尽管有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稍嫌稚嫩、粗糙了一点儿，但它最大的成功在于并没有成为“抗战八股”，并没有出现国统区抗战文艺那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是呈现出绚丽多彩、丰富动人的景象。究其主要原因，是艺术来源自斗争生活，生活使话剧成了一种在舞台上再现民族精神、民族生活的艺术载体。
和“在南为桔，在北为枳”同样道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不能在异地保持和原来完全不变的形貌，都会因受到异地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异化。由于地域的限制，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在抗战前就没有把话剧的真正艺术形态完全接受下来，时代狂潮又不允许话剧工作者在大敌当前之时坐下来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因此，话剧只不过是一种有别于戏曲的、贴近生活、以真实演现实的戏剧形态符号，话剧艺术家们即无旧章可循，亦无旧规可破，他们不是在话剧形态上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形式，而是运用这一形态符号真实的把现实反映出来，把要说的话说出来，把话剧这种舶来品变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⑼的新的艺术形式。它既不等同于国外话剧，也不同于他们熟悉的其它艺术形式，和国统区话剧和延安的话剧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山东地方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都在这里得到显现。坚韧不拔刚强执着的心理性格，真、善、美的追求向往，儒、雅、洁的审美意识以及直爽、朴实的语言风格等多元民族因素都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从里到外地铸造了山东根据地话剧的艺术形态，使它处于一种民族化的现实主义的单元之下，而在这个单元聚光中折射出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
观众——筑于农村的舞台
山东解放区的话剧演出具有浓厚的农村色彩，它的舞台筑在千百个小村庄之中，所以，称它为大众化的艺术是十分准确的。中华全国话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时曾断言：“在形式上由于我们断然由大都会灰色的舞台，走向日光，走向农村，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这一舞台的转变和广大抗战观众的要求，必然使我们话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⑽山东解放区的抗战话剧不仅证明了走向日光、走向农村，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是条成功之路，并取得了不同凡响的功绩。
作为山东解放区话剧观众主体的千千万万勤劳善良勇敢乐观的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一直在儒家仁义道德思想的熏陶下，过着一种低欲寡求不妄争的平静生活，形成了善于忍辱负重但一旦爆发则以命相搏的抗争方式。日寇的入侵，使民族平稳的心态受到强大的刺激，平静的生活被粗暴践踏，同胞的鲜血被敌人乱洒，这一切都使这些善良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创伤和痛苦，而创伤与痛苦又反过来刺激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而对强暴和屠刀，他们毫不迟疑地为保卫祖国保卫家园奋起抗战；面对困难和痛苦，他们不是悲观绝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更充实、更快乐。这种在与外侮抗争中自我品格的重新认定带来的乐观、自豪，这种不屈不挠地按自己的方式装扮自己的生活的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民族坚强精神的体现。
山东解放区的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心态重塑中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话剧艺术这种生疏的艺术形式。他们是受教育者，从艺术中接受了革命知识的启发；他们是上帝，在获取艺术享受的同时也使艺术创作自觉地按照他们的审美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们更是建设者，在与艺术的共命运中与话剧艺术工作者一道建筑了一座“农村剧运”式样的艺术宫殿。正象胡可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么多的话剧团体，给农民、战士演出过多少场，观众有多少万人次，已无法统计了。这是我国话剧第一次在这样大的规模上得到广大农民观众的喜爱，这是话剧第一次在中国的农村生根！”⑾
山东解放区，由胶东、滨海、鲁中、鲁东南、鲁南、泰西、冀鲁边区等几个根据地组成，大部分为山区、丘陵地带，一部分是平原。山东省党政机关所在地滨海区，即现在的莒南县、临沭县、江苏省赣榆县一带，西靠沂蒙山，东临黄海，属丘陵地区，活动区域基本上全是农村。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工作者们就是凭借由一个个小村庄里的一个个小土台子、小土坡组合成的大舞台上而创造出有声有色的奇迹来的。“他们选择舞台场地，不仅要考虑到合乎演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舒适方便，尽可能把‘观众席’安置在比较干净避风、有坡度的地方。在紧张的环境里，还要考虑到军事上的需要，并便于掩蔽、疏散和警戒。”⑿演员和观众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艺术情感交流，而是生死患难与共的一家人。在山东根据地出现过不少演员为掩护观众而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观众呢，也把演员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尊重。“每次慰问演出一直到天明才结束，卸妆的时候，已是红日东升了，但观众一直是非常肃静的坐在背包上看。不少人还站了一夜。”⒀这是多么纯真、浓烈、特殊的演员与观众的交流！
山东解放区话剧史上，有几次颇引人注目的大会演，这几次大会演是它对自己面向民众走大众化之路的历程的检阅与推进，它使得“农村剧运”达到前所未有、后无所及的高潮，给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章。
1940年9月，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战士剧社、鲁迅宣传大队三个当时最大的剧团在蒙山前某村举行了会演。演出了《第五纵队》、《木头人》、《马县长》、《生日》、《亲家母顶嘴》、《老太婆觉悟》、等话剧剧目。为期四天。
1941年3月，在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倡议下，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中央山东分局直属姊妹剧团、教导二旅火光剧社、山东第二纵队突进剧社、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和鲁南火炉剧社等八个剧团在莒南县燕子崖的刘家河村举行了联合演出，即在山东话剧史上甚至在中国话剧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八大剧团演出活动”。在这次演出中，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演出了话剧《李秀成之死》，战士剧社演出了话剧《雷雨》，火光剧社演出了话剧《凤凰山》，突进剧社演出了话剧《归队》，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演出了话剧《自由魂》（秋瑾烈士）等剧目，几百名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学习。这次会演的明显标志是：①话剧剧目占了大多数，表明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已被解放区广大人民所接受；②话剧剧目水平都是很高的，充分显示了话剧艺术的提高与进步；③如此大规模的“土台子”话剧演出，标志着山东解放区话剧“农村剧运”形式的全面确立与巩固。
1942年末，山东文艺宣传大队到胶东，在海阳县组织了秋季联合公演，参加的剧团有十三个，演职员四百余人。中共胶东区委青年部孩子剧团演出了话剧《归队》、《农村曲》等，山东文艺宣传大队演出了话剧《雷雨》。这次大规模的戏剧会演极大地促进了胶东地区的戏剧活动。“由于专业剧团的举动，农村剧团的演出活动也更加活跃，凡是有中心小学的村庄，都能演出较大的剧目，如《半升米》、刘全福从军》、《张家店》、《农村曲》等。在当时反‘扫荡’、反投降的激烈战斗中，胶东的戏剧活动空前高涨起来。”⒁
1946年元旦，滨海地区举行了五县农村剧团公演，地点在1945年底刚刚解放的中等城市临沂。五县农村剧团有多少剧团参加了此次会演已无从查考，但当时参加会演的部分农村剧团演出的话剧剧目如南薛庄剧团演出的《归队》，板泉崖剧团演出的《过关》等，被普遍认为演出水平不低于专业剧团。由不知话剧为何物的农民话剧艺术家们组成的业余话剧团体，在刚刚被解放没有几天的城市里堂而皇之地走上城市舞台展示自己的风采，可以说是只有“农村剧运”才能创造出这样的艺术奇迹来。
这几次大规模的戏剧演出活动有着共同的艺术特征，即舞台大都是在农村，面对的都是农民与战士，这些演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大后方的话剧工作者们唇枪舌剑地为“戏剧民族形式”争论不休的时候，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工作者们创造的“以现代中国大众生活所有的东西作为内容，以现代中国大众所喜爱、所理解的形式作为形式”⒂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话剧形态已经成熟，正在为唤起民众、娱乐民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构成山东解放区话剧“农村剧运”形态的另一个特征是活跃于本村一带的成千上万个农村剧团的演出。
胶东地区在1945年至1946年间，有农村俱乐部、剧团一万二千五百多个，有五千以上的农村剧团能演出《白毛女》，牙前县有三十多个农村剧团演出《过关》、《兄妹开荒》、《改邪归正》等剧目，几乎普遍演出。
滨海区莒南县1944年间有农村剧团一百一十个，演出节目二千余个，自编的歌舞、剧本、杂耍二千余件，有演员三千余人。1945年剧团总数又发展到一百四十三个。
鲁中区沂南县，1945年统计农村剧团为一百一十个。
由于资料缺乏，对于山东解放区其它众多地区农村剧团情况无从查考。根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1年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对组织剧团的“⑴每个行政公署、专员公署都要成立一个脱离生产专门性质的剧团，人数至少二十人，并能独立工作。⑵每个县的巡回教育团都要成立一个附属剧团，能够演剧。⑶每个农村俱乐部都成立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农村剧团”⒃三条规定，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出，山东解放区其它地区的戏剧团体即使没有胶东、莒南、沂南这么多，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整个解放区的戏剧活动呈现的是波澜壮阔的场面，村村有剧团，人人看话剧，这是多么让人激动让人自豪的艺术效应！这种世所罕见的奇迹，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生存条件下才能产生。
待探索的形态缺憾与反思
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以辉煌载人史册，但是繁荣的景象并不能掩盖形态上的缺憾。历史不光留下了成功的光荣，同时也留下了促使进步的教训。
缺憾之一，名剧迭出，创作繁荣，但剧作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综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戏剧活动空前活跃，话剧创作也十分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话剧剧目，也出现了《过关》这样在当时引起轰动效应的名剧。形成了以虞棘、马少波、那沙、贾霁、李夏、王汝俊、白华、丁铸铁、留波、仇戴天等高水平剧作家为代表的创作队伍。从整体上看，这个组合创作群体的辛勤劳动，使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剧目充满着浓郁的山东地方风味和时代特色，但具体到个人，则显得缺乏个性，因而未能出现田汉、夏衍、曹禺、老舍、丁西林、宋之的那样的话剧大师。
缺憾之二，现实主义的艺术主流对其它艺术风格造成了无意识的排挤，使舞台表演艺术风格显得单一。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以战壕、广场、地头、村边作为自己的舞台，创造出了灵活多样的演出形式。为了适应观众本体——广大农民和战士的欣赏习惯与审美情趣，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话剧群众化、话剧民族化，在话剧中常常融入地方戏曲、地方秧歌、小调、曲艺、杂耍等各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方式。在艺术本质上，则“自觉地成为党的宣传工具，直接服务于战争，突出地发挥着戏剧艺术的宣传教育功能。”“解放区的话剧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与‘表现自我’的戏剧，与商业戏剧、娱乐戏剧迥然不同，它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参与现实斗争，成为解放区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总是以鲜明的主观态度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去呼喊，去抒发，去震撼人们的心灵。由于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时代脉搏完全合拍，即使是直接的战斗动员或宣讲政策，也没有生硬贴附之嫌，而符合时代的气氛，具有特殊的感召力。”⒄连“哪样是奇袭？哪样是伏击？哪样是军民一致等等，这一切，也要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它充分的表现出来。”⒅政治对话剧这个载体的引导，是非走现实这条路不可的；观众本体的审美情趣对话剧艺术的需求也是非走现实这条路不可的，于是就形成了以多种演出形式来实现单一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这种有趣的现象。
缺憾之三，理论的匮乏。与繁荣的话剧创作、演出极不相称的是，山东解放区的话剧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说类如山东文协进行文艺评奖时对剧本以政治主题为主的评价还算是对话剧创作理论上的一种指导的话，那么，对于话剧表演艺术、舞美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艺术探索则可视同为一直站在零的起点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理论上的匮乏，使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一直在政治效应下走着自发的路，而没有理论上有力、明确的艺术导引，没有从理论高度对艺术进行探索、总结，以致在失去政治负载时立刻变得和广大观众甚至和广大的话剧业余工作者们生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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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话剧形态是独特的，多面的。它的形成、发展、高潮、以及形成期的潜在作用对以后衰落的影响都是值得去认真研究的。历史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宝藏，也留给了我们一连串的反思。“每一代的美都是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失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⒆从话剧形态的根本上而不是从表层去发掘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话剧的美的真谛，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对话剧的兴旺、发展、失落的每一个周期进行比较、研究、反思与探索，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衷心希望故乡的理论工作者们在这方面硕果早丰。
＊：本文中“山东解放区”的概念明确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掌握的地区，包括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注释：
⑴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
⑵杨希文：1940年8月16日在联合大会上的报告提纲《急待开展的山东新文新运动》
⑶同上
⑷中国剧作者协会：1937年7月15日三幕话剧《保卫芦沟桥·代序》
⑸朱瑞：1940年9月在三大剧团联合演出活动上的讲话大意。见任孚先、赵耀堂、武鹰《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绪论》
⑹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⑺那沙：《战士剧社的艺术活动》，1961年《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资料集》
⑻马少波：1980年4月《胶东文协十二年》
⑼毛泽东：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⑽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8年1月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
⑾胡可：《关于解放区的话剧》
⑿那沙：《战士剧社的艺术活动》，1961年《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资料集》
⒀朱明、夏桐、高七：《战士剧社》，1961年《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资料集》
⒁马少波：1980年4月《胶东文协十二年》
⒂夏衍语。见1943年桂林白虹书店《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书中《重庆、桂林召开的座谈会记录》
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1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1941年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
⒄葛一虹、左莱等：1990年《中国话剧通史》第五章
⒅黎玉：1930年在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演词《鲁迅艺术学校诞生的三个历史环境与它的任务》，1939年4月17日《大众日报》
⒆〔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