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戏剧界，近二十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浮躁着，惶急、焦虑着。说起来，都是“戏剧危机”闹的。而“危机”之感，则大半是由观众日减、剧场渐寥的现实所触发。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戏剧，直到记忆清晰仿如昨日的不久以前，数百年来，一直延续着愉悦大众惟我擅胜的辉煌；今天的座不满席，甚至只有半场或几十位观众，又怎能让人心态平衡呢。围绕日甚一日的“戏剧危机”，我们的讨论也愈渐热烈，持续也有近二十年了。

　　主要因观众减少而做出的“危机”判断，及由此引发的惶惑不安，在某些（多半是非艺术、甚至非文化的）视角上，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成分；但是其中，若主要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看，是否也混杂着大量经不住理性推究、纯属心浮气躁的成分呢？这里，特别值得仔细思索的问题是，观众的多寡，对作为艺术的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

　　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曾有多少艺术家，苦心孤诣辛勤劳作，而终其一生不得青睐，身后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认作大师而赢得人们的崇拜；有多少艺术作品，湮没无闻几十年直至若干世纪，然后其价值才忽然被人们重新发现，获得经典的称誉；还有多少曾经活跃过的艺术的样式、品种或活动，悄然沉寂了无数世代，终于再度被后人挖掘、整理和研究，当作珍贵的艺术遗产加以学习、复兴和弘扬……应当说，伟大的艺术创造，其内在的、真正的和全部的价值，时常不会在当时当世被人们认识和珍视，却经常被忽视、误解甚至拒绝；艺术获得征服大众的现世成功，往往与时代、风俗和文化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微妙地相关联；而且，一时一地的和众和寡，并非衡量艺术价值高低的绝对标准。

　　善鼓琴的伯牙与善听的钟子期，演绎了一段千古流传的“知音”美谈。这凄美的传说，喻示着清纯孤绝的艺术真谛：知音难觅而弥足珍贵，并且，得一知音足矣。照这个道理，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只要有一位真正的欣赏者，便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和实现了艺术的价值。———对于戏剧艺术，不也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吗，既然在本质上，戏剧与其它艺术种类没什么区别？所有艺术活动，都无外是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前者通过作品对后者发出召唤，后者以欣赏的再创造响应这召唤，两者合力而实现了艺术的价值。这种关系并未对欣赏者的多寡有所要求。尽管往昔的戏剧往往聚集稠人广众，却不能据此将观众数量视为其艺术本质的规定。

　　古往今来，许多真正的艺术家，虽并非不念对象、只为自己创作，也希望觅得越多越好的欣赏者，却肯定不会单为赢得当世的众誉而焦躁难安、乃至放弃或变更追求，否则，若世世代代，除了让众人即时快乐、喧噪一时的过眼烟云，就所剩无多的话，我们便绝无可能继承到蕴藏如此宏富、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宝藏。即便到了当代，尽管工业化、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大潮席卷到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几乎所有角落，电影、电视和体育等现代娱乐形式的蓬勃兴起，都极大地改变了艺术的生存环境，却仍然有众多的艺术家，不甘于随波逐流，不屈服于世俗的重压，坚守在传统艺术领域进行艺术创造，并不计较欣赏者的多寡。———比如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校园戏剧、社区戏剧、节日戏剧、街头戏剧，日本的歌舞伎、欧洲的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希腊戏剧……等等样式繁多、千姿百态、绵延不断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都是生动的例证。

　　生活、文化和艺术的多元化、个性化时代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充分领会了时代发展的预示和启示，就不会再喋喋抱怨影视及各种现代娱乐的冲击和对观众的分流，就不该再一味责怪观众、尤其青年观众文化品位不高、不进剧场。如果我们为剧团和从艺者的生存问题而焦急，便得从艺术团体的配置和布局、文化管理体制、院团体制改革、国家和社会对艺术的投入机制、从业人员待遇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和制度方面着眼，调整改善，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是，论到作为艺术的戏剧，其实谈不上、也不必因观众减少、票房收入欠丰而强调什么“危机”；戏剧艺术，同其它传统艺术形式一样，自有其与人类共久远的生命力。倒是应该看清我们的“危机意识”当中弥漫着的非艺术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搀杂进我们对艺术的纯净追求中，会动摇我们对戏剧艺术的信念，影响我们的审美判断。尤其作为艺术家，一仆难侍二主，要是创造的动机和实践混入了过多现实功利的计较，其结果，不仅不见得有幸福的生存，同时还败坏了艺术。

　　而“只要有一位观众……”，不过是有感于我们窘急浮躁的心态，而做出的“矫枉过正”的极端性、象征性的想象；是对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纯净情怀的揣摩；也并不是说只要有一位观众就应该满足，而是在体味观众多寡与艺术价值的关系……或许因此，还可以冲淡一些我们茫然的焦虑和浮躁。

　　李黎明，1962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现供职于北京艺术研究所。戏曲研究专家。写作有学术论文多篇，译著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