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段：话剧的又一个花招？
晓金
近年来话剧演出越来越多地应用了投影，《日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理查三世》、《无常·女吊》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片断，似乎电影手段运用已经成为导演是否新潮的试金石。前些时候在人艺小剧场上演的话剧《沙漠里的西蒙》被认为是这几年话剧向电影靠拢最典型的例子，全剧几乎无一处不用影像，大屏幕投影下一个或几个演员在说话，有如给电影配音。而大剧场的《孔乙己正传》则干脆将舞台上的情节搬上电影，替代了一部分舞台叙事，但是大部分镜头与舞台叙事重复，让观众误以为借话剧做电影的广告，其实电影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是留给观众两个遗憾——话剧的和电影的——而已。
电影手段的应用是话剧舞台上的新事物，风靡舞台不过是近一二年的事。记得第一次看到投影是在94年看孟京辉导演的《我爱ХХХ》，开演前就看到表演区的几台电视，预料到它会用映像手段，但是当一侧的墙壁上投出滚动的台词时还是大吃一惊，以后又在暗场中投现出毛主席接见外宾、群众游行的热烈场面，与演员朗诵的激情相映成辉，使在场的年轻观众热血沸腾。最后投影的是一些以运动的长镜头拍摄的城乡风景和人物，其中一些镜头故意倒置，给观众颠倒的影像，与那场演出的整体风格遥相呼应，至今印象深刻，不能磨灭。
电影侵入话剧舞台是话剧人试验的结果，目前幷没有完善的形态，但是电影已经成为话剧新的艺术手段。从理论上说，艺术家应该掌握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艺术生产力量或手段，话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必然会吸收最新的艺术手段，只有不断产生新手段，话剧才能获得传统幻想不再提供的那种审美距离。电影手段增加了话剧演出的不确定性与抽象性，它引起观众的惊异感，使观众必须调动自己的审美判断力达到认识的彼岸。从商品生产角度说，新手段的运用产生新奇性，新奇性具有消费品的特征，通过标新立异，消费品便有可能使自己摆脱千篇一律的批量供应，刺激易受资本需求影响的消费决策。一旦停止供应新的东西，那么它将会失去竞争能力。话剧中的新手段是保证票房的可靠途径，因此吸收运用电影手段是值得赞赏的事。但是，就最近演出的几部话剧来看还是存在较大的缺陷。
最大的缺陷是话剧不能够将电影“化”入自身，使话剧、电影两张皮。同样作为综合艺术，电影与话剧有着迥异的审美特色。电影艺术以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着重制造逼真的视听氛围，充分调动观众感官的感受能力，然而平面化的视听形象往往淡化了艺术意义，表现出大众化、休闲化的审美品质。电影叙事是散文化叙事，用高科技讲故事。话剧则侧重于演员的表演，舞美、灯光、服装、音乐都是为表演服务。它有相对封闭的审美意象和艺术语言，需要特定的文化素养背景去解读。它不追求视听效果的逼真性，而是追求灵魂的剖析、精神的展示，因此话剧艺术与诗的艺术相通。可见这两种艺术是彼此独立的，相容不易。
《孔乙己正传》中电影部分就显得比较孤立。该剧演出以一段清末浙江水乡的电影开始，幕布拉开时，电影最后的定格与舞台上的布景正相吻合，引起观众一阵骚动，我暗暗惊叹导演的电影手法。如果导演停留于电影的导入功能，应该还算不错。但是作为长期从事电影事业的名导，古榕进行了更大胆的揉和。于是电影片段频频切入，乡试、会试、殿试、大婚、丁少爷之死、监狱等等情节都投影在幕布之上，大部分与舞台叙事重复，有喧宾夺主之嫌。
如“结婚”一场，舞台上已经很充分地表现了丁家丧事与孔家喜事的冲突，电影片段的放映就没有什么必要。或许导演认为电影片段更能表现两家对垒的气氛，让观众看到婚丧仪式甚至每个人的表情。可是话剧观众并不在意演员的脸部表情，而气氛的营造、仪式的展现正是话剧的长项。古榕舍近求远，是不是对话剧语汇的陌生呢？
如果说“结婚”一场还有烘托气氛的作用，那么“丁少爷之死”一场则纯粹是代替舞台叙事。开场时孔少成追悼妻子，紧接着看到丁少爷，追赶丁少爷，暗场，这场戏只有几分钟。随后电影开始放映追赶、扭打、丁少爷落桥、撞缸等镜头。除了“撞缸”不易搬上舞台外，其它场景都可以在舞台上表现，而且“撞缸”一事在后来的场次中有交代，更好的处理方法当然是去掉电影片段，拉长这场戏，让演员将悲痛、愤怒导致的复仇酣畅淋漓地展现在舞台上。因此这段电影实际上就是用电影叙事打断、削弱舞台叙事，使舞台上的戏不能做足，给观众留下有转折无高潮的印象，损害了话剧的艺术呈现。
那么，电影如何才能“化”入话剧呢？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试验、认真研究的课题。从目前的演出实践来看，我认为电影可以作为烘托气氛的手段“化”入话剧。比如《无常·女吊》中投影在入口天幕上的片段——黄昏游荡在荒野的狼、云烟氤氲，配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就渲染了女吊出场时的气氛。尽管我仍感觉有些哗众取宠的意味，不过毕竟没有干扰我对表演的欣赏。除此之外，电影还可以作为陌生化手段“化”入话剧。比如林兆华的《理查三世》中投在舞台后景上的片段：被砍断、正在挣扎的鱼，蠕动着的蚂蚁群，有当代人进进出出的中国式宫门，世界名胜古迹。这些画面与舞台上的血腥屠杀、阴谋诡计相互照应，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无声语言，使得整部剧获得了立体的效果。进而把观众从剧情中间离出来，调动他们的理性思维，领悟到一种深层的历史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用满幕爬行的蚂蚁来咏叹生命的卑琐和盲目、用被砍掉的鱼头来提示阴谋的残忍和血腥过于直白。
由于电影不能“化”入话剧表演，电影常常传递给观众的是一些被肢解的杂乱的图像，只能给观众带来“新奇的刺激”。过多的刺激使观众的注意力停留在热闹的表层形式，在轻松的愉悦中，不可能调动全部心理力量理解客观对象，也就不可能认真地领会客观对象，而只不过是走马观花地对待它，忽略了戏剧的深层意味。
我们从许多话剧的宣传中屡屡看到“大餐”、“游戏”等字眼，无疑在暗示观看话剧与吃一桌丰盛的晚餐、玩一次够劲的游戏所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如果单纯从娱乐消费出发，话剧就将自身与美食、时装表演、流行音乐会、电视情节剧、蹦极、郊游等划了等号，人们也就不需要把话剧当作艺术来欣赏。于是，电影手法的运用不过是“麻辣烫”里的花椒——调味品而已。然而就它带来的快乐体验而言，人和动物是相同的，它距离艺术情感所具有的深层效果还很远。
电影手段不是话剧的一个花招，这必须是话剧导演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