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金
如果把近两年来北京话剧演出中的外国戏剔除掉，话剧观众和导演们一定会痛心疾首的。如果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臭虫》、《女仆》、《纪念碑》、《钦差大臣》、《屋外有花园》、《死亡与少女》、《足球俱乐部》等等外国戏，以及与台湾人有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北京话剧十分魅力必减去七八分。再看看今年新成立的中国话剧院，开张推出的主打剧目是柳比莫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瑟·米勒的《萨勒姆女巫》和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
外国戏独领话剧演出的风骚可以反映出中国原创话剧作品量的稀少和质的低劣。究其原因，当然经济因素难脱干系。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艺的发展渐渐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资金成了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因素。一般说来，任何文学艺术的创造及面世，首先考虑的便是投资及市场问题，著作家、艺术家主要地从市场的活动中获取自己的名分、地位和酬劳，其活动更多地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资金聚集的文艺门类就会聚集大量的艺术人才，比如电视作为资金的强势行业，就吸引了大批不同门类的艺术人才，今年据说全国电视传播专业的毕业生有25万之众，因此电视文化艺术就会具有强劲的吸纳与包容力，由电影、话剧演变的电视剧，戏曲转化的戏曲电视剧，歌曲演唱演变的MTV （音乐电视），相声表演派生的电视相声，炽热火爆的电视小品，以及电视文学（电视散文、电视文艺专题、电视小说、电视诗等）等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至于收视率居高不下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及各地的综艺栏目又从热点问题的关注、严肃问题的思考、个人心绪的抒发到纯粹的娱乐消遣，几乎包揽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资金充裕带来影视业的文化发展优势，而资金匮乏则带来包括话剧在内的舞台艺术的文化产业劣势。话剧作为资金的弱势行业必然会丧失大批艺术人才，遍数影视圈实力派的大腕演员，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搞话剧出身。曾经有一位年轻演员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他在公交车上接朋友来的手机电话，不用问，朋友就知道他在排话剧；如果他在出租车上接电话，朋友就知道他在拍电视剧。由于话剧写作更加费神费力，且稿酬低，稍有名气的话剧编剧纷纷涉足影视。现在创作话剧作品的编剧普遍存在舞台经验不足、结构戏剧的功力不够的毛病，更何况浮躁风气甚浓，许多创作者把写剧本当作出风头的一个机会，急于弄出点什么东西来，急于想跟别人不一样，创作的动机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实冲动，因此原创话剧作品往往或者假模假式，或者哗众取宠。
而当今审美的大众化应该为文艺的浮躁负责。人类历史进入后现代社会后，时间之流被切割成永恒的现在系列，而空间则消失在由多媒体所建构的“超现实”的网络之中。物理时空被极度社会化，压缩为永恒的现场。由于历史感的消失，对于终极的追求“匍匐在感性冲动的面纱之中。”
“经典和大师成为难以触摸的乡愁。在对永久消逝的经典和大师的怀旧之中，批量生产的‘经典’和‘大师’被商人、媒体和大众合谋制造出来，成为社会舞台上快速更新、永不谢幕的玩偶。”（见北大社会学博士方文《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这种“消费文化”，给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学术著作、严肃文化品的产生之难有目共睹，而且“消费文化”的浮躁一面也使历史性的筛选活动变得粗俗而偏狭，这就又进一步增加了文化创造的难度。
不过，话剧创作适应大众化、消费化的现实需求的倾向并没有遭到戏剧批评界的诟病，批评界或者沉默不语，或者适度赞美，他们感到话剧演出本来就稀少，若求全责备，岂不断了话剧的香火？不过，批评界的好心救不了话剧，年复一年，话剧创作依然萎靡，不见转机。既很少看到时尚化、流行化方面非常成功的原创作品，也几乎看不到有一定深度、如《纪念碑》一样赢得观众交口称赞的原创作品。
于是孟京辉说，小剧场发展到今天，我最关心的不是资金，而是原创。有经验的人都搞电视剧挣大钱去了，有热情的新人又往往缺乏经验，所以很多时候导演都不得不亲自操刀，时间久了，对创作肯定有限制。然后孟京辉就去拍电影去了。于是李六乙说，由于戏剧文本的不足，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很难在深度上有更多的开掘，只能在形式和手段上多一些尝试，所以，很多戏给人导演先行的感觉，其实，这也是搞二度创作的导演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方面倒是经典给了我们更多可发挥创造的空间，我们不是有意“招惹”经典，实在是一种无奈。然而他对经典的“招惹”几乎引起众怒。于是，外国戏几年来一直在话剧舞台上唱着主角。
在我看来，上演外国戏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培养了话剧观众的审美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如国外艺术片和娱乐片对中国电影观众审美口味的培养一样，使拙劣的演出因媒体的追捧而显得更加丑陋。第二，外国戏给了中国话剧创作一个高的起点，尤其是迫使创作打破封闭的话剧圈子，吸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虽然戏剧家们仍然认为话剧是“当众的思考”，但是导演们想找到有一些思想深度的作品何其难。中国原创话剧作品没有深度、没有文化已经是越来越多观众的共识，话剧不再是引领文艺潮流的艺术门类，甚至被时代远远地丢在后面。社会科学在近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话剧似乎对它们浑然不觉。看一看近几年反响好的外国戏，无不反映了对社会人生的更新思考，融入了作品产生时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纪念碑》，这是一部非常深刻、沉重的戏剧，它以独特的视角描写战争，探讨了复仇的得与失，呼唤人类学会沟通和宽容，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的主题思想与反思战争的最新观点相呼应。《纪念碑》直面痛苦、暴露残酷的现实主义手笔与近两年时尚、游戏的话剧主流形成巨大的反差，从它身上，我们看出中国话剧的缺陷——回避真实的痛苦、回避认真的反思、推卸批判的责任。《死亡与少女》与一年前的《纪念碑》遥相呼应，它使我们又一次直面诸如暴力、正义、复仇、忏悔、宽恕等理性话语，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这些概念。但是我们的话剧有足够虔诚的信仰支持我们反思过去吗？有足够坚强的意志要求罪人们忏悔吗？有足够仁慈的胸怀宽恕他们吗？
看来，外国戏必须要送话剧一程。只是我们希望话剧从业者不要借外国经典之名造票房之势，导演们不要暗渡陈仓，将大师们蕴含于作品中的深层意味淡化、游戏化或者说“解构”，替换成自己的拼盘杂拌，剔除了原来沉重的、凝神静气的艺术思考，以花哨的、充满噱头的表演形式使观众陶醉于它的表层意味。那样，我罗列的两个好处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梦了。